在需求方面，目前正发生两件大事：融合与失衡。由于融合，新兴经济体实现了加速增长，其中的翘楚是中国和印度。而由于失衡，则出现了为保持竞争力而采取的外汇市场干预举措。

　　伦敦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指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在正常年份，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为略高于四分之一，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贡献为70％。即使按市场汇率换算，在正常年份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也同美国相当。

　　另外，新兴国家处在持续发展的有利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劲的外部形势。许多新兴经济体在外汇市场中进行大规模干预，主要为了维持较高的出口竞争力及压低经常账户赤字。截至2008年3月的7年间，全球外汇储备攀升了4.9万亿美元，仅中国就增加了1.5万亿美元。事实上，目前储备的70％都是在此期间积聚的。“绝不会再这样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遭受经济危机的新兴国家称；中国则表示：“一次都不会了”。

　　旨在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干预主义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结果通常包括净出口迅速增长、低利率（以控制资本流入）以及货币基础扩大（尽管采取冲销措施）。中国经济过热，正是这三重影响的直接结果。

　　这些外汇储备多数掌握在那些或多或少明确盯住美元、并累积美国债务的国家手中。由此带来的资金流动为美国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赤字提供了融资。但贸易逆差具有收缩性：对于任一给定的国内需求，贸易逆差将降低国内产出。因此，美国需要扩大国内需求，以抵消外部赤字的收缩效应。该经济体中的一些群体的支出要大于收入。最为重要的此类群体最终证明是家庭。因此导致如今“信贷危机”的美国家庭负债上升，是全球失衡的直接结果。

　　如今，走投无路的美联储(Fed)正试图再次扩大美国后泡沫经济中的需求。然而，这种货币政策的主要影响，是通过美元日益疲软以及与美元挂钩的那些过热经济体的扩张实现的。简单来说，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正在运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PBoC)的货币政策。但适合美国的货币政策，非常不适用于中国以及几乎所有与非正式美元区（或者就像一些经济学家所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Bretton Woods II)挂钩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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